1937年，西安一个警卫营突然起事，目标竟是在七贤庄办公的周恩来

1937年2月2日午夜，已经连续工作多日的周恩来仍舍不得休息，一直守在桌案前撰写电文，眼下西安的形势瞬息万变，所有决议必须尽快传达延安，才能进而筹划下一阶段的部署。

多少外交场上的游走斡旋，才换来如今的和平局面。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演说，接待来访人员。但谁又能想到，就是在这天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即将毁掉所有的苦心经营。

随着屋外几声尖锐的汽车鸣笛，紧接着便是嘈杂的脚步声，一队荷枪实弹的军官不顾卫士阻拦，径直闯入了位于七贤庄红军联络处的周恩来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手里都握着武器，一进门就大声嚷道：

“周先生，你到底有没有打算救副司令？撂个准话。王以哲、何柱国那些投降派已经被我们收拾了，你也要学他们一样吗？”

看着眼前这一群年轻军官，经历过无数大风浪的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没有任何恐惧，只是难掩心中的愤怒。面对近在眼前的威胁，他“嚯”地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训斥道：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回副司令吗？你们这恰恰是害了他!”

一、周恩来在最后时刻，才得知张学良去了南京

带头闯入七贤庄的军官名叫孙铭九，他当时的职务是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在2月2日这天晚上，鲁莽的孙铭九带着他的特务团把整个西安城搅得天翻地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救回西安事变后被软禁在南京的张学良。

其实按照常理，一个小团长不可能有能力掀起如此大的风浪，甚至说在短时间内召集部队突破布防严密且一直作为保密单位的七贤庄，直接面见周恩来。孙铭九能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他另外三个特殊的身份：

一、张学良家臣

孙铭九早年曾陪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毕业后就一直跟在张学良身边，十年之间从侍从参谋一直干到卫队营营长，西安事变后升任特务团团长，直接掌管这支张家的贴身部队。因此孙铭九虽然职务不高，却是张学良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在东北军内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二、少壮派核心

东北军内派系林立：奉系元老组成的老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士官派、国内几大军校毕业生组成的学生派。而在张学良掌权的后期，这三派又逐渐演变为掌权的元老派和崛起的少壮派之间的对立，而孙铭九就是少壮派的核心人物，代表了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直接利益。

三、西安事变英雄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策动西安事变，孙铭九率领卫队营直奔华清池，并亲手完成“捉蒋”的壮举。此事过后，孙铭九一跃成为东北军的英雄，威望水涨船高。很多官兵都认为正是孙铭九成功“捉蒋”，才让他们有了北上抗日，打回东北老家的机会。

一场西安事变，让孙铭九走向了生命中最高光的时刻。但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却又迅速打破他的一切美梦，甚至逼着这位年轻的团长走向极端。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张学良执意亲自送蒋前往南京。

其实张学良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临时起意。他临行之前，曾在办公桌上匆忙写下几行字，叠好之后交给夫人赵一荻：“小妹，我走后你一定要把它交给于学忠、王以哲。

赵一荻展开字条，只见上面写道：

“于学忠、王以吉：由杨虎臣负责西北委员会事务。离陕之际万一发生变故，东北军各军、师长听从杨虎臣和于学忠指挥。此谕。张学良。”

手谕中，王以哲的“哲”字写成“吉”，而杨虎城的“城”字写成“臣”字，短短三行手令竟写白了两个重要的字，而且字迹潦乱，足见张学良行前之仓促。

局势如此紧张，东北军、西北军人心惶惶，正是最需要主心骨坐镇的时候，而张学良偏偏却在没有告知众人的情况下，直接飞往了西安。

孙铭九得知消息后不禁有些慌乱，搞不清自己这位副司令到底要做什么，于是一时间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专程找到周恩来询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委员长一同去飞机场了吗？”

听到这句话的周恩来顿感惊讶，说到：“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

孙铭九回答：“有十分钟了。”

周恩来语气已然开始急促：“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孙铭九有些不知所措，他在周恩来的神情中看到了紧张，这是十分罕见的，便紧跟着解释：“我还以为你同他商量过，他走也没有告诉我。”

尽管周恩来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驱车赶往机场，却还是没有追上张学良。他本想劝张学良千万不要前往南京，更不应该在如今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离开东北军，但终究是慢了一步。

果然，随着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好在有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元老坐镇，才避免发生更大的危机。然而慢一步得知消息的孙铭九等少壮派却非常愤怒，甚至扬言要拉起部队直接开战，打到南京去抢人。

眼见元老派迟迟没有动作，红军又坚持“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能再动刀兵”，少壮派便决定要用行动来促成战争。一开始，他们还有所克制，只是派出20多名军官作为代表前往何柱国、周恩来处请愿，但得到的回答都是“还未决定，再等等看”。

其实周恩来的本意是坚持三位一体的原则，即红军、东北军、17路军（西北军）统一立场，不管是战是和都同进退，保持团结，这样就可以通过强大的军事震慑，促使南京放回张学良。然而在东北军高层，元老派却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反复拖延后才最终做出“求和”的决定。

也正是这个决定，成为了激怒少壮派的第二件事件。在他们眼前，求和等同于投降，放下手中的武器意味着张学良永远不可能回到西安。讽刺的是，和与战这个矛盾在西安事变时曾一直困扰着南京，而现在却又反过来成为了西安的难题。

1月29日，何柱国在渭南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劝说少壮派认清形势，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和平解决问题，并强调一旦开战导致东北军打光了，或者打散了，不但少帅回不来，东北军的前途也将被葬送。

然而这样的说法，根本无法说服少壮派，眼前何柱国等人立场坚定，他们最终决定孤注一掷。

2月1日，东北军谈判代表李志刚、红军谈判代表李克农奉命前往潼关谈判，几人还未动身便被孙铭九等人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特务团甚至一度包围了于学忠的住所，胁迫他放弃谈判的命令，直到何柱国闻讯赶来大声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才逼退了少壮派。

但事已至此，抗争的苗头已经显露无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少壮派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发动一场更为彻底的“兵变”。

二、他们将目标指向了周恩来

从决定起事到正式发起，只有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

2月2日清晨，东北军少壮派核心成员齐聚在孙铭九家中开会，总共15人，其中为首的包括号称东北军“三剑客”的特务团团长孙铭九、政训处处长应德田、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这3人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张学良的心腹、有过留洋经历、思想激进、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中享有一定号召力。

会议一开始，大家讨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迎回张学良的问题上。此时的少壮派也明白，通过请愿根本无法说服元老派出兵，要达成目的就必须把权力从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手中抢过来。

但对于如何夺回兵权，少壮派内部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以应德田为首的主流观点，赞同直接下手除掉主张求和的王以哲、何柱国，一种则是苗剑秋的个人观点，认为即便除掉王、何二人也不能扭转局势，行动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理性，达成震慑的目的就够了。

然而苗剑秋过于柔和的观点，显然和大家格格不入，已经决定铤而走险的少壮派甚至一度想要一不做二不休，再除掉于学忠，完成对东北军高层的“大清洗”。好在最后有人提了一嘴，说如果这样做，东北军就真的没人指挥了。

这场秘密会议最后的目标确定为两个：

一、除掉东北军高层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以此胁迫于学忠、周恩来、杨虎城等人以战争方式迎回张学良。

二、在事变顺利达成后，即以张学良亲信105师师长刘多荃接替王以哲67军军长职务，再争取115师师长刘文启，将军权直接掌握在少壮派手中。

确定目标后，做事毫不拖泥带水的孙铭九当即命令：5连连长于肇中带一个排前往王以哲住所，7连连长王协一带一个排搜寻何柱国，孙铭九等人则在任务进展顺利后，直接面见周恩来。

执行任务的5连连长于肇中曾是王以哲的学生，对自己老师的家庭情况、警卫情况都一清二楚，所以这一路任务相对顺利。于肇中带一排士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

看到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于肇中只说了一句：“长官，对不起！”随即两枪，身后士兵紧跟着补枪。可惜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在自己人手中。

王以哲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东北军的功勋，当年918事变，镇守北大营的王以哲接到“不抵抗”的命令，被迫撤出东北，留下一生的心结。自此之后，王以哲让手下67军的每一个士兵都要会唱那首著名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为了打回东北老家，王以哲在西安事变前便和红军联系，不仅支援大量枪支弹药，还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协议。王以哲的牺牲，无论对东北军、红军，还是对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来说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除了王以哲外，东北军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人亦相继遇害，而事实上他们并不属于坚定的主和派，也不是决策者，但少壮派此时的行动已经完全丧失理智。另一位被视为“头号目标”的何柱国因为提前得知消息，躲入杨虎城的公寓才幸免于难。

在进行完第一阶段行动后，孙铭九等人便直接闯入了七贤庄面见周恩来，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事已至此，求和这一条路已经不可能实现，红军也应该认清现实，以盟友身份加入战争。

孙铭九原以为有了王以哲的前车之鉴，周恩来会识时务地选择妥协，但事实是面对他们荷枪实弹的威胁，周恩来不仅没有就此加入主和的阵营，反而厉声对眼前这些目光短浅的年轻将官们训斥到：

“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

在得知王以哲已经遇害的消息后，周恩来更是痛心疾首。一方面，他是对老将军、老朋友牺牲的悲怆；另一方面，更是明白大好的局面已经毁于一旦，这支东北军也将不可避免的土崩瓦解。

三、苦心经营，毁于一旦

就在孙铭九等人起事的第二天，“坏消息”就不胫而走，传遍了西安城内外，周恩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

原本被少壮派视为可合作对象的105师师长刘多荃，在得知老上级王以哲遇害的消息后勃然大怒，直接率部调转枪口攻向西安，首先就除掉了直接导致王以哲遇害的元凶于肇中，连一直奔走于陕北、西安之间，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将军也不幸遇害。刘多荃还放出话来，不抓到孙铭九、苗剑秋、应得田三人绝不罢兵。

与此同时，57军军长缪澄流、67军副军长吴克仁都扬言要发兵为王以哲报仇。另一方面，东北军骑兵第10师率先倒戈，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驻扎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直接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一时间庞大的东北军体系树倒猢狲散，迅速走向瓦解。

直到西安城外的枪炮声越来越响，孙铭九等人才幡然醒悟，他们根本无法通过一场兵变达成控制整个东北军的目的。为了活下来，他们只能找到周恩来寻求庇护，希望看在张学良的面子上帮他一回。

身边的人都劝说周恩来，孙铭九已经犯了众怒，这个时候收留他们无异于与东北军大多数人为敌，不值得。但周恩来目光长远，他明白眼下元老派人人自危，少壮派四面楚歌，谁倒台了对于东北军都是巨大的损失，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两边达成和解，不然两败俱伤只会让南京方面坐收渔利。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将孙铭九、苗剑秋、应得田被秘密送到红军设在云阳的总部。

在得知西安的形势之后，红军总部曾立即电令周恩也离开西安撤往云阳。但周恩来深知眼前的共同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如果畏难撤走，就很难再回来。他下令让其他人先行撤往云阳，自己则坚守西安，并亲自带着李克农和刘鼎前往王以哲将军家中吊唁。

此时离王以哲遇害仅过去几个小时，家中乱成一团，灵堂还没布置好。

王以哲的小舅子年仅18岁，当时就在屋内，他听信谣言，竟认为少壮派们对王以哲是下手是受红军挑拨，看到周恩来等人前来吊丧，这位年轻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拔出手枪，将子弹推上了膛，藏身到幔帐后边大声喊到：

“你们来了就别想走！”

好在一旁王以哲的夫人张淑英眼疾手快，一把拉住弟弟的手，含泪说到：

“千万不要做傻事，周先生是鼎芳（王以哲的字）真正的朋友。”

说话间，周恩来已来到王以哲灵前，他一边叫着“鼎芳、鼎芳”，一边痛哭失声，在场的人为之动容。王以哲的那位少不经事的小舅子也不由得跟着痛哭起来。

虽然这次突发事件有惊无险，但却也是当时西安危机四伏的一个真实写照，如果不是张淑英及时的伸手一拦，又将是怎样的结果？

除了周恩来外，被孙铭九事件波及影响最大的另一个人就是杨虎城。本来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中不少人就对杨虎城有所误解，认为他在张学良前往西安，以及孙铭九事件前后的态度非常不明确，甚至怀疑孙铭九就是受他指使。

虽然在周恩来的斡旋和解释下，东北军对杨虎城的误解稍有减轻。但事已至此，张学良被羁押南京，东北军、西北军双方又缺乏信任，如今无论是主和还是主战都是被动，根本没有出路。无奈之下，杨虎城只能被迫出国，17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东北军也在之后也被调出西安。

孙铭九：抗战开始后投靠汪伪，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南京, 解放战争期间被俘后再次投降。上级认为孙铭九投靠日伪和南京是“迫于生计”，于是不予追究。上世纪50年代，孙铭九更换姓名,一直担任闲职，直到2000年以92岁高龄在上海离世。

应德田：抗战时期投靠汪伪,，解放后也没有受到追究，1980年去世，终年 80岁。

苗剑秋：逃离西安后，先到延安，后化装成商人去往日本，在东京创办杂志月刊，坚持宣传爱国事业，他也是三人中唯一没有背弃原有立场的一个。

一场心血来潮的兵变，成为压倒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改变了西安事变后的历史走向。在这场意外的动荡之中，张学良以及孙铭九代表的少壮派是鲁莽的，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也并不完全无辜，杨虎城面对危机更是束手无策。

唯一幸运的是，在逆境之下周恩来一直坚守在外交的第一线，他保护了少壮派，安抚了元老派，稳住了杨虎城，抗衡了南京。正是这一系列的力挽狂澜，最终避免了西安事变辛苦创造的抗日局面没有付诸东流。